【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郭媛丹】“父辈打下的江山，我们有责任来保卫父辈的成果，不能给父辈脸上抹黑”“‘红二代’只是一个时代符号，将留下历史的痕迹，但也将成为历史的过去”“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是不对的，歧视干部子弟也是不对的”。近日，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少将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对“红二代”的话题畅所欲言，而且希望人们把整篇文章看完再做评价，不要断章取义。作为一名世人眼中标准的“红二代”，他认为，当前，社会上有些人出于种种原因，“仇官仇富”并波及到“仇红二代”，这是由一些主客观因素所造成的。罗援将军说：“我们应该从主观上、从用人制度上寻找原因。但也不可否认，还有一些人刻意用‘红二代’来说事，故意挑拨干部子弟和平民百姓之间的关系，对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的干部子弟进入党政军高层进行阻击、设障、施压。”

“干部子弟搞特殊化”与“歧视干部子弟”都不对

在针对“红二代”这一称谓发表看法时，罗援一再声明自己对“红二代”这种提法并不认同。罗援说：“这实际上是把干部子弟变成一个特殊群体，变成既得利益的代表，这是不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等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后代，为什么偏偏制造出‘红二代’这种提法？”他认为，这是要把革命干部的后代和一般民众进行隔离，不利于营造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

采访中，罗援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首先，这些干部子弟的父辈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正像一首军歌中所唱的“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若不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们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泥腿子”。其次，在战争年代中，许多干部子弟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很多人在解放后才被他们的父母接到身边，将军后代合唱团有一个节目叫《乳娘》，反映的就是他们与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此外，在“文革”期间，很多干部子弟家庭受到冲击，上山下乡，是老百姓抚育、收留了他们，他们和老百姓有着水乳交融的联系。

罗援是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一些媒体报道中也将他归于“红二代”群体。罗援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上一代的革命家对子女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提出反对特殊化，反对“自来红”思想，要求自己的子女和贫下中农、普通民众打成一片。

罗援的父亲罗青长出身于四川革命老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6岁参加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罗援回忆，父亲对自己要求严格，当时就不愿意他到干部子弟聚集的学校上学，“我就在西苑小学和十九中上学，发小都是西苑大队、六郎庄、海淀街这些农民和平民的孩子，还有机关大院的子弟以及附近高校老师家的孩子，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上中学期间有两个暑假一个寒假，父亲让我和我的哥哥先后到时传祥清洁队掏大粪，到公安总队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到东北旺大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罗援记得当年的101中学，党中央高级领导干部子弟比较集中。他们从不炫耀家庭背景，不以父辈身份地位为荣，而是以艰苦朴素为荣，他们比的是谁身上衣服的补丁多，谁能德智体全面发展。如果谁家里以公车来接送孩子上学，同学们会觉得是一种耻辱。

“父辈的希望就是让我们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要让我们不忘本，牢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准备到哪里去。现在却将干部子弟和人民群众完全割裂开来，这是有问题的。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是不对的，歧视干部子弟也是不对的。干部子弟也是普通公民的一分子。”罗援这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很多“红二代”的生活都很普通

现在，人们关注的，和媒体渲染的是一些名声显赫的开国元勋的明星后代们。事实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一些亲属现在都是和普通百姓一样居家过日子。罗援去过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宜的家，就是两室一厅。罗援的许多朋友都在将军后代合唱团，他也是该团的忠实观众。据罗援介绍，他做过一个初步了解，团里近一半成员主要靠退休金生活，月退休金在3000元左右，居住条件、生活待遇和老百姓一样。罗援告诉《环球时报》记者：“2009年6月合唱团第一次外出演出时，有些人很兴奋，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坐飞机。我觉得很吃惊，可见，他们的父母生前对他们要求有多严格，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富裕。”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断章取义，罗援也表示，合唱团成员中确实也有一些将军后代的生活条件要优越一些。

对社会上那些关于“红二代”的负面看法，罗援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不可否认“红二代”中间有些害群之马，影响了“红二代”的整体形象。社会上流传“红二代”中有“新三种人”：公子哥，驸马，师爷。这些人可以拿到批文、拿到项目，接触到高级领导，可以进行权钱交易。罗援说：“中央三令五申，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女不能经商。可是你看，现在一些大的楼盘，一些大的项目、一些大的公司，动不动就流传背后有谁谁的背景，这些权力是谁给的？”

就这种现象罗援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表示，首先是用人制度和监督机制上出现了问题。罗援说：“现在把公权力引入到官场，引入到市场，所以可以进行权钱交易。如果从制度上掐断这种可能性，将权力和金钱都关入制度的笼子里，一切按章办事，不徇私情，那么，不管是高级领导干部还是基层老百姓都可以自食其力，凭本事上台，按规矩下台。”

罗援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老一辈革命家为人民打江山，因此政府给了他们一些特殊的待遇。毋庸讳言，也惠及到他们的子女。虽然少部分民众对此是有意见的，但更多人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把这个待遇一代代传下去，人民群众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现在的一些新贵，何功之有？他们的后代凭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以后用人制度要走向公平公正、任人唯贤的新常态。我们一代代薪火相传，传承的应是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而不应是特权。”

　干部子弟脱离群众曾经历几个阶段

据罗援透露，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刻意挑拨干部子弟和百姓的关系，动辄就说军队高层有多少“红二代”，中央领导层有多少“红二代”，但实际上，按照高级领导干部的划分标准，他们的后代在中央和军队任职并不多，也就是5%-10%，不能因此刻意渲染、放大，施加压力，企图对干部子弟中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进入高层进行阻击。罗援说，即便在那些“民主标杆”的国家，在用人的时候，家庭背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加分因素。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子弟被贴上“红二代”的标签，罗援认为，并不能因此就表明“红二代”是一种负资产。老一代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红色江山，他们的后代以他们为荣，“红二代”是历史

光荣的印记。“红二代”并不等同于“官二代”，毕竟在他们身上还传承着红色基因，这种基因的传承不是指“血统”的传承，而是指“传统”的延续。

在罗援看来，除个别贪腐、变节分子外，总体来讲，干部子弟有集体忠诚度，他认为，他们更应该有集体自觉度，“父辈打下的江山，我们有责任来保卫父辈的成果，不能给父辈脸上抹黑”。干部子弟中不乏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在父辈的影响下，视野也比较开阔。但不可否认，一些干部子弟也有自己的先天不足，应该有自知之明，如有优越感、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好高骛远、不接地气等，在这些方面都应该向平民子弟学习，互补。

罗援对造成干部子弟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过系统性研究，他将其分为几个阶段：一是“文革”初期宣扬“血统论”;二是改革初期利用父辈权力谋私利;三是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手中有权的干部子弟腐败堕落。这引起人民群众对部分“红二代”的反感。罗援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些现象虽然有其历史成因，而且不是‘红二代’的整体面貌，但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们还是有许多值得检讨反省的地方。可喜的是，现在一些‘红二代’已开始集体反思，例如，孔丹、陈小鲁等人从不同角度反思干部子弟在‘文革’中的表现，这就是负责任的一代人对历史的一个交代。”

罗援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不赞成‘红二代’这个提法，‘红二代’只是一个时代符号，在留下历史痕迹的同时，也将成为历史的过去。历史将记录下他们的坎坷人生，将记录下他们在战场上的拼杀，在穷乡僻壤的耕耘、在改革前沿的弄潮，在传承革命精神方面的执着，在为人民服务实践中的奉献……历史将会去评说他们的功过是非，他们还会去继续奋斗，但毕竟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进入花甲、古稀之年，他们将逐渐从历史舞台淡出。”

罗援认为，“红二代”起始于人民群众，最终又会回归到人民群众当中去。这是一段风卷的历史烟云，更是一段难以尘封的历史记忆。如果说再有“红二代”的话，那将是一个“泛红二代”的概念，即所有创立、建设、拥护红色政权的爱国人士的后代都是“红二代”“红三代”……代代传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