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道德人格是人的文化实践的凝结。文化实践是道德认知、道德意志、道德理想的来源；文化超越产生道德需要，文化冲突孕育着道德情感，文化矛盾是道德人格的发展动力；文化理性引导文化人性，是道德人格的评价准则。置身于文化经济时代，现代人对文化具有旺盛的需求，深受文化影响，其道德人格塑造应选择本土化的文化立场，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文化方式，深入其精神世界，增强其精神力量。

　　关键词：现代；道德人格；文化实践；文化养成。

　　所谓道德人格，即作为具体个人人格的道德性规定，是由某个个体特定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习惯的有机结合。道德人格不是先天的，而是人们进入社会道德生活以后，在不断地处理围绕着他本人而发生的种种道德关系，不断地进行各种各样的道德实践的过程中，被逐渐塑造而成的。其中，社会文化对道德的生成、调适具有重要作用。

　　一、文化实践是道德人格的来源。

　　文化实践是人适应自然、满足自身、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全部活动，包括一定的社会生产实践和个人的生活实践。

　　道德人格是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下，通过一定的生活实践、知识的熏陶、个人自觉修养逐步形成的。

　　（一）文化实践是道德认知的来源。

　　道德认知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社会道德关系和道德生活的理性反映和经验积累，是道德人格形成的起点。道德认知能为人们提供一个调整其行为动机和现实行为的支持系统。

　　首先，道德认知是知识与美德的桥梁和中介。在对道德的论述中，苏格拉底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提出“美德就是知识”。他认为一切美德都离不开知识，知识是美德的基础，知识贯穿于一切美德之中“。一般说来，灵魂所企图或承受的一切，如果在知识的指导之下，结局就是幸福，如果在无知的指导之下，则结局就相反。”[1]（p102）无知的人不会真正有美德。从这一论断出发，苏格拉底对人的善恶进行了分析“，不论什么东西，如果有理性地学和做，就是有益的。如若没有理性地学和做，它们就是有害的。”[1]（p102）要使人为善，就必须使人有知识，美德必须伴随着知识。知识以反映、规律为内容，属于认识范畴；美德以善意、正义为内容，属于价值范畴，二者是对客观世界的不同角度的揭示，其中，道德认知处于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交界处，它既是一种知识，又是一种美德，因而成为知识与美德的桥梁和中介。

　　其次，道德认知离不开人们的文化实践。人只有在进入家庭、社会生活以后，面对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由这种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经过一定的生活实践后，才逐步形成一定的道德认知。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p202）在实践中，上升到意识领域的道德认知作为“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作为一种精神指向，引导着人们把以观念形态存在的道德人格表现出来，变为现实的道德人格，从而实现道德人格的内在方面与外在方面的结合，具体表现为道德概念的形成和道德判断力的提高。而道德概念的掌握和道德判断力的提高又同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相结合，形成对现实道德关系的一种爱憎和好恶的情感，这种情感一经形成，就会具有强大动力，影响人的道德行为。

　　（二）文化实践是道德意志的来源。

　　道德意志是指人们在履行道德义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克服困难和障碍、作出决择的力量和坚持进取的精神。

　　首先，道德意志作为一种人格力量，在使人摆脱动物性的文化实践中起了重要作用。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正是在寻求意义的文化创造的过程中，人把自己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在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只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p53-54）人的生产集中表现为对于对象世界的改造，通过改造对象世界，实现对于自己自然存在的超越。而正是意志支配着人的生产，使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

　　其次，文化实践锻造道德意志。人的文化实践活动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受到自然规律和文化规律的制约。“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p53-54）在这一文化实践中，人把握两个尺度：一是自然尺度，人能够按照不同事物的规律来改造世界，进而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二是内在尺度，人按照美的规律或文化的规律来塑造世界，将自身的本质力量转化为具体的能够令人愉悦和观赏的形象。这种二重性境遇磨炼着人们把握世界的道德意志。

　　（三）文化实践是道德理想的来源。

　　道德理想是指人们在高尚的道德追求中所向往的终极目标。

　　首先，道德理想是道德人格的终极价值系统。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llport）指出“：每个人无论他是否有宗教倾向，都有自己最终的假定前提。”这些前提“对属于他们的所有行为产生了创造性的压力。”（p206）这里的“最终的假定前提”即是终极信仰。人有了某种最高理想，或宗教，或政治，或人生，不仅会产生一系列的行为动机，而且还会使这一动机经过增强内化为人的使命感和庄严感。特定的信仰系统可以支撑相应的理想人格。

　　其次，道德理想离不开现实性的基础。人的文化需求是复杂的、多层次的，现实的文化实践不能满足人的所有需要。

　　道德的发展源于人的文化生活的现实性与人的精神的超越性的相互作用。一方面，人总要生活在社会中，人的道德理想离不开现实性的基础。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永远是自由的，总想超越现实。要求过高、扼杀人性的道德理想是虚无的，但是现实化的粗俗形态就可能导致道德理想的世俗化。而一旦出现对理想人格和终极理想的真正否定，道德人格的修养就失去了意义。因此，道德人格修养总要在现实的稳定和精神的追求中获得平衡。人围绕道德理想不断展开文化实践、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是道德人格的形成过程。

　　二、文化矛盾是道德人格的发展动力。

　　道德人格的发展动力是指为实现道德价值目标，不断驱使道德主体通过对象性活动以实现自我完善和完善社会的动因，主要表现为道德需要与道德情感。

　　（一）文化超越产生道德需要。

　　道德需要是指人们自觉履行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内在要求。需要的产生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p22）道德需要是个体的一种高级需要，它是个人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和精神价值，使人超越平庸琐碎的生活走向崇高。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的超越性促成人的超越性。人成为真正的超越性的存在，在人的真正的超越性的活动中，道德需要得以产生。

　　（二）文化冲突孕育着道德情感。

　　首先，当代的文化转向引发了文化冲突。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对现代主义的本体性、中心主义的质疑呼声日渐高涨，拒斥现代主义文化渐成潮流，文化领域出现了后现代的转向。费瑟斯通指出“：如果‘现代’与‘后现代’是两个生成词汇，那么，很显然，前缀‘post’指的是继‘现代’而来，或是与现代的断裂和折裂，这个概念是通过反向区分的方法来定义的。不过，随着明确两者之间的前后关联，‘后现代’一词，更多的是强调对现代的否定，是一种认知的扬弃，它肢解和消除了现代的一些确凿无疑的特征。”（p3-4）这种后现代的决定性断裂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冲突。

　　其次，人们的道德情感因文化冲突而变得活跃。在现实的文化冲突中，文化本身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异延性等属性与后现代的思维方式相契合，文化域的外延不断扩大，人们的道德情感因文化的繁盛与不可捉摸而变得活跃而灵动，随之而来的是人们道德思维的延伸和道德心灵的拷问。人们陷入多维的感知和深深的思索：眼下正在发生着什么？我们正在遭遇着的是什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时期、此时此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表面，人们似乎在这种文化语境中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困境，实质上，这种困惑与自省正在酝酿着丰富的道德情感。

　　（三）文化革命促进道德解放。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p456）可见文化的进步是通向自由和美的过程。

　　首先，现代人摆脱了物质贫乏的同时，却陷入了道德困境。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等各领域通过内在的文化维度的发展而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它以一种更为全面，更为细致、微观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挤压着人们的心灵，挑战人们的精神自由。种种“物质第一”的特点，明明白白摆在现代人面前。一切“价值”都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价值。这使得人们普遍讲求效率，追求成功，其衡量尺度变得非常物质化和金钱化。

　　其次，文化革命是实现道德解放的必由之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新批评派和右翼势力竭力否认当今社会文化的价值属性。詹姆逊认为“，在过去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哲学观点也许很重要，但在今天的商品消费时代里，只要你需要消费，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无关宏旨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式的意识形态，只有商品消费，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现在出现的是一系列行为，实践、而不是一套信仰，也许旧式的意识形态正是信仰。”（p26）这种以实践否定信仰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信仰并未消失。

　　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所昭示的文化领域的革命却终将来临。在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的条件下，走向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实现人类道德的彻底解放。这是马克思道德解放学说的重要内容。因此，新时代的文化革命不必否定物质的重要，物质生活的丰富是历史的进步。它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从物质的贫乏中摆脱出来以后，如何避免人类的道德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实现人类道德的彻底解放。